在许多老人生命中的最后时光，本该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养老护理，而现实是，在小城市养老院里，只能由像周先林一样相对年轻的老人，去照顾更年迈的老人。
记者
吴淑斌孙一丹
编辑
陈晓
牢狱之灾
“没人帮得了我们，肯定是拿不出那么多钱的，我心里也烦得很。”站在院子里，周勇很不耐烦，撂下一句抱怨话，转身躲进了屋内卧室。
他没有关上门，在农村，人们习惯睡觉前才把大门锁上。我和周勇不在彼此的视线内，对话的声音只能透过纱窗门和客厅，在院子和卧室之间一来一回地传递着。周勇几次不客气地下逐客令，重复说自己已经不想再谈父亲的事情，但在我提出一些建议时，又会安静地听。
“现在错过了上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去申诉，法院有可能同意再审，就还有机会。”我说。
“律师说了，继续上诉就是不认一审结果，态度不端正，还能有啥机会？再说哪儿有钱继续请律师？”周勇不认可这个建议。
“争取拿到对方的谅解书，说不定可以争取个缓刑。至于律师费，去申请法律援助就不用花钱了。”我继续提供自己有限的经验。
“怎么可能谅解？对方一下子要那么多钱。你不用再说了，除非法官亲自来了，不然没用。”周勇仍然否定。
这样的讨论没有任何效果，他始终保持一种冷漠而疏远的态度，每次对话几乎都被他以相同的回答终止：“没钱，什么办法都没有。”
周勇需要一笔钱。年9月，他的父亲周先林在马鞍山市区一家老年公寓当护工时，为了防止一位接近失能的86岁老人孙海自己下床造成危险，把对方捆绑在床上，导致对方窒息死亡，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3年零9个月。死者家属提出的赔偿要求是10万元。如果能拿出这笔钱，这位70岁——同样也是老人的护工，刑期可能减低甚至缓刑。
插图
老牛
钱，成为了周先林的子女们谈起案子时无法绕过的字眼，也是他们小心翼翼守护的界限。周先林的女儿周月记得，大概一个月前，有另一位记者来家里采访关于父亲的案子，聊天中谈到10万元赔偿款的事，记者问周月，家里的房子能值多少钱？一家人每年的收入大概是多少？这让周月一家警惕起来，怀疑“记者”其实是死者家属找来的说客，想刺探家里的经济情况。“我们读书少，不懂采访是什么，她老问房子和收入干吗？是不是想试探我们的口风？”周月心里怀疑，也为有这个想法感到有些不好意思，用半开玩笑的口气和我聊着。而她的母亲林秀玉更为急躁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直接质问我：“你们到底想知道我们家什么情况啊？”
出事以来，一家人只在今年4月的庭审现场见过周先林，也是在那时，他们才清楚地知道，周先林是如何陷入如今的困境的。年9月26日上午10点多，周先林在老年公寓查房时，发现无法独立行走的孙海正试图从床上爬到地上，嘴里念叨着“我要去找老伴儿”。前一天晚上，他就有过类似的举动，还因此磕到床头柜，把眼角撞出一块瘀青。怕孙海再从床上摔下来，周先林拿起桌上的一条布带，从孙海两腋穿过，将布带两端分别系在床沿上。
那是一条3米长、用来做横幅的红色牛津布。周先林对这条布带太熟悉了，因为就在那天早上7点多钟，他还用这条布带捆过孙海。一大早，为了换床单，他把孙海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坐着。但那天孙海显得格外躁动，坐不住，周先林就用红布带子捆住孙海的腰部，把他固定在轮椅上，换完床单，才把老人解开放回床上。
没有想到，意外就出在这条红布带上。这次把孙海约束在床上后，周先林就走出了房间。每隔分钟，他回来检查一次，都看到孙海被红布带子拴着，在床上睡觉。但第三次查看前，因为有老人把屎尿拉在了裤子里，周先林去帮忙清理了，间隔了一小时。中午12点多，当他第三次回来查看时，发现孙海已经瘫坐在床边，红色布带滑到了颈部，孙海呼吸困难，双手不断挥舞挣扎。周先林赶忙把孙海抱回床上，但孙海的眼皮上翻，身体逐渐失去了反应。最终，孙海被鉴定为颈部受压引起机械性窒息死亡，周先林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9个月。
《一切如你》剧照
在周先林的家人看来，这个刑罚过于沉重了。“他自己也一身病。”周月担心70岁的父亲熬不住监狱生活。周先林曾经做过胆囊切除手术，如今还患有高血压、青光眼，其中一只眼睛接近失明，另一只眼睛看东西时模模糊糊，需要定期复查。3年以上的刑罚意味着无法适用缓刑，他只能“实打实地在牢里待着”。周月最忧虑的是，父亲如果真的进了监狱，能否定期复查眼疾还是个未知数，如果情况不断恶化，有可能发展到完全失明。
周先林没能获得缓刑的原因之一，与儿子反复提到的那笔“拿不出来”的钱有关。他的辩护律师曾提出3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，但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里明确写着：“至今既未对被害人亲属予以赔偿，也未得到被害人亲属谅解，故对该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。”
事发后，周先林一家没有和死者家属直接联系过，只是通过律师得知，对方提出他们给10万元赔偿金才愿意谅解。周月对法律问题一窍不通，她不太明白谅解与缓刑有什么关系，只是大概理解为，拿出10万元，有可能让父亲减刑甚至“不用坐牢”，但10万元对这家人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。“我们农村人在外地打工，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小孩要照料，去哪里找这么多钱？如果只是减刑几个月，又有什么意义？”周月的回答和弟弟几乎一模一样，她的母亲林秀玉则在一旁细数如今种地的成本和收入、家里的各项开支。“重新找律师要钱，打官司也要钱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”
70岁，去当护工
夏日午后，气温逼近30摄氏度，室外几乎看不见人影，蝉鸣、蛙声，以及看家犬见到陌生人时的吠叫，都显得格外清晰。几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怀抱小孩，坐在村头一间小卖部里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这里是全村消息的集散地，她们早就听说，村里有人因为当护工出事，“进去了”，还能描摹出养老院里那起事故的种种细节。但真正认识周先林的人其实不多，这位今年70岁、土生土长的农村人，如今却是村庄的陌生人。只有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记得，年轻时的周先林是种庄稼的好手，农忙时如果腾得出手，他很愿意帮别人家绞麦子。
周先林的老家村庄位于长江主航道东侧，是一个由长江泥沙沉积形成的小洲。年底，马鞍山大桥通车，从马鞍山市区开车到村庄只要40分钟。而没有大桥的漫长岁月里，村庄被长江包围着，通向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渡船。载人的小船每次收费两到三块钱，摇摇晃晃开上十几分钟，才能到县城。在自行车还是稀罕物的年代，从村子到渡口，至少得步行一个小时。
因交通不便，村里祖祖辈辈都安于耕作养殖，没有人想过外出打工。小洲土壤肥沃，适合种庄稼，被称为县城的“菜篮子”。小麦是最主要的作物，村子被划分成三个片区，每两个片区之间是一大片麦田。5月下旬，*澄澄的小麦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，一眼望不到头。村里还有不少用栅栏围起的小水塘，周边搭着简易棚屋，村民就住在池塘边养鸡养鸭。
周先林的大半辈子都与土地打交道。他的父亲去世早，母亲改嫁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，一直到快30岁才结婚。妻子林秀玉是从外地来的。刚嫁到这里时，家里只有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。说是房子，其实房顶只横着几根木头。每到梅雨季节，林秀玉连着几夜睡不了安稳觉，既要躲着漏雨的地方，又要担心即将收成的小麦被雨水泡坏，赔了大半年的收入。好不容易等到6月收割完小麦，夫妻俩马不停蹄，开始播种玉米或是油菜。靠着三四亩地的耕种，夫妻俩把房顶封上了瓦片，又拉扯大两个儿女，慢慢修出了三间红砖平房。
周月对童年的记忆也是种地。她只上到小学毕业，就开始在家里帮忙干农活儿。但种地越来越不挣钱了，刨去种子、农药、收割机器、运输费成本，一年到头，每亩地只有几千块的收入。出门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十七八岁时，周月和弟弟先后离开了村子。算下来，她和父亲真正的相处时间，只有短暂的十几年。
在别人口中，周先林的一生是单薄的，就像刑事判决书上对他的描述只有一句话：“年生，文盲。”即使是周月，也只能把父亲70年的人生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：种小麦是雷打不动的传统，后来父亲不再只守着土地，收完小麦后，开始跟着村里人到外面打工。最常去的是建筑工地，不过没有技术，没法做木工、钢筋工之类的工种。好在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还能卖力气，他干工地上最累的活儿，拿最少的钱。最远跟着老乡去过北京，在工地上摆摊卖早餐。周月觉得，父亲不擅长做工，常常是“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”，长则干上两三个月，短则几天就跑了。那时候，周先林没有手机，也很少主动和家里人联系。周月常常是偶然联系时才知道，父亲已经到了另一个城市。她还能记起，父亲难得主动打过的两通一次是在北京被扒手偷了钱，让她先给自己打块；另一次是得了胆囊炎，身体实在不舒服。
让他和这个家庭真正疏远的是和林秀玉婚姻的破裂。二十几年前，周先林跟隔壁村的一个女人好上了，在林秀玉的坚持下，两人离了婚。在当时，这是村里的大新闻。如今上了年纪的老人谈起周先林时，还会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：“他和他家的老奶奶（林秀玉）离婚了。”
离婚后的一家人保持着微妙的关系。林秀玉和儿子住进了两层小楼——小楼的二层是儿子出钱，在原来的平房上盖起来的。周先林后来感情并不顺利，独自住回了隔壁老旧的红砖平房里。曾经的夫妻比邻而居，林秀玉总是尽量躲着，不与周先林碰面，实在绕不过去了，才会勉强蹦出两三句话。还好他们碰面的时间也不多，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大部分时间分散在外地打工。周勇和妻子去了上海，林秀玉也在上海当照顾老人的住家保姆。直到这几年，林秀玉的身体大不如前，只能回老家做些简单家务，照顾周勇的孩子——因为没有户口，孩子只能在老家镇里的学校念书。周先林也回了村，继续种地。得了胆囊炎、青光眼后，城里愿意接纳他的岗位越来越少，他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在工地上干活儿了。
年9月，当远房亲戚说起，马鞍山市里有一家养老院要找“照顾老人”的人，一个月能给多元时，周先林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。在马鞍山市，体制内的教师和公务员的月薪大概是元，能拿多元的工作对于一个年近七十、没有技术傍身的农村老人来说，是充满诱惑力的。他拒绝接受儿子的劝告，带着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村子。“他可能对养老没有安全感，一辈子没攒下什么钱，总想趁着还能动的时候，多挣点养老钱吧。”周月这样理解父亲的选择，她说自己没有定期给父亲生活费的习惯，“他一直是自己养活自己吧”。
新工作
周先林工作的老年公寓在市区的一条马路边上。两栋平行的三层小楼上方，用活动板支起一个尖屋顶，再把中间的空地前后围住，铺上地砖，就成了大厅。大厅干净但简陋，只摆着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，还有一堆来不及更换的床板。一楼是厨房、麻将室和工作室，二楼、三楼是老人居住的房间，每层大概有10间15平方米大小的房间，里面摆放两张床铺、一台电视和活动坐便器。
养老院年开张，规模不大，周先林入职时，这里住了三十几位老人。许多老人的子女从农村出来在城里打工，即使在本地工作，也无暇照顾老人。每位老人每个月的收费是元，孤寡老人费用减半。周先林是24小时护工，吃住全在养老院里。他的底薪是元，每照顾一名无法自理的老人，每月就能另外多拿元工资。除了他，这里还有另一位全天护工和两位白班护工。
《飞越老人院》剧照
养老院里最年轻的一名护工55岁，其他人都已年逾六十。周先林年纪最大，甚至比一些被照顾的老人小不了几岁。不过，老年公寓的院长赵婵不太介意他的年龄，因为“周护工身体好得很，有劲儿，一百六七十斤的老人都能抱得动”。在养老院里，老人总是反复在床、轮椅和坐便器之间挪动，力气大的护工更得心应手。看起来，周先林有意隐瞒了身上的疾病，让自己看起来身强力壮。工作的一年时间里，周先林勤快，有时还会跟老人开玩笑，这让赵婵挺满意。“就是说话嗓门大，有点急躁，不过也能理解，老人容易耳背。”
赵婵也想过招一些年轻的护工，但这对一家小养老院而言绝非易事。“年轻点的，都去做一对一看护的保姆了，每天至少元起，一个月元左右。如果再年轻些做月嫂，价钱就更高了。”多元的工资对年轻护工而言，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，倒是常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希望得到这份工作，通过熟人向赵婵引荐。赵婵也不在意护工的年纪，“只要能照顾老人，有耐心，就可以了”。
但当一名老年护工并不容易。白天，周先林负责照看9名老人，夜间每隔两个小时查一次房。他和另一名全天护工轮流，凌晨3点起床做早饭，然后给老人洗漱、穿衣服、喂饭。吃完早饭，把老人推到阳台上晒太阳，帮助他们上厕所。早上10点多是午饭时间，午睡后，他开始陆续给老人洗澡、擦身子，或是带能活动的老人到活动室打牌、看电视，一直到5点的晚饭时间。有的老人需要翻身、换尿不湿，或者裤子被屎尿弄脏、乱发脾气，都需要护工随时出现。出事后，孙海的儿子孙斌查看了当天的楼道监控，视频里的周先林十分繁忙，从凌晨一两点到中午11点多，不停地在不同的楼层、不同的房间里进进出出。
《飞越老人院》剧照
赵婵今年55岁，她住在养老院里，既是管理者，也参与看护工作。这次事故在赵婵的意料之外。她告诉我，有时不得不对老人采取约束措施，因为有的老人喜欢动手撕尿不湿，有的老人无法自己坐着，需要用绳子固定在轮椅或是坐便器上，避免滑下来。“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老人受伤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护工能腾出手去忙其他的事。”出事那天，周先林把孙海缚住，正是赶着去照顾其他老人。
不得已的选择
坦白地说，孙斌对周先林过去一年的表现还算满意。他对周先林的第一印象也是“有力气”。孙海入住养老院的那一天，是周先林把他从一楼背到二楼的。周先林爱开玩笑，会在孙斌来探望父亲时逗老人：“认不认得这是谁？你认错了，这不是你儿子呀。”
孙海出生于年，少年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，退伍后转业到马鞍山一家国营厂上班。他以“干部”身份退休，每个月能有元的退休工资。孙斌是他的独子，已经60岁，一儿一女都在美国工作定居。年，孙斌从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系毕业，由于母亲身体不好，放弃了入职北京、上海大企业的机会，回到马鞍山工作。几年后，母亲去世，孙海开始和另一位老太太搭伙过日子，一过就是30多年。
在部队时，孙海留下了半月板损伤的毛病。几年前，年过八十的孙海在家中不慎摔倒过几次，就不再愿意下床走路了。长期卧床导致肌肉萎缩，孙海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，连大小便都需要有人协助。他本身就有便秘的毛病，卧床后更加严重，十几天才解一次大便，严重时还要用手抠。继母逐渐无法忍受，要求请保姆。孙斌提出，可以用老两口的退休金支付保姆费用，自己每个月最多补贴0元。如果两个人愿意一起住养老院，养老院由老人选定，自己可以负责补足父亲不够的费用。
《一切如你》剧照
一番纠葛后，继母被自己的儿子接走，不再与孙海一起生活。孙斌想过请一位保姆住到家里，一对一看护，但最后作罢。“男保姆不好请，女保姆愿意来照顾男老人吗？一个人也没法24小时看着呀。”继母走后，他曾试过自己照顾父亲。那时，父亲的家又脏又乱，水槽中堆满了没有洗的锅碗瓢盆，地上散落着衣物、食物残渣，还能看到老鼠、蟑螂的踪影。孙斌找来家*，专门清理了一整天才打扫干净。最麻烦的事情还是解大便，孙海常常弄脏五六条床单，孙斌每次清洗更换床单，都得折腾大半天，他实在对付不了了。“我搞不了啊，我和妻子还要轮流到美国帮忙带孙子，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丈母娘。”
孙斌决定把父亲送进养老院。他考察了三四家养老院，觉得硬件条件都差不多，干净整洁，价格大多在到元之间。只有一家养老院的收费高达元，在马鞍山市里算得上高档，但孙斌觉得，只是环境稍微好一点。“父亲需要的只是一张床，还有帮忙解决父亲的排泄问题。其他公共空间什么的，对他也没有太多用处。”最终，孙斌选定了赵婵开办的老年公寓，这里离自己居住的小区距离不到米。年9月，孙海住进了养老院，由周先林和另一位女护工轮流照顾。
只要有空，孙斌每天都会去一趟养老院，给父亲捎去自己做的饭菜，或是打好的果汁。女护工40多岁，温柔、有耐心，哄老人吃饭时轻声细语，孙斌觉得放心。在聊天记录里，女护工常常发来老人吃饭、睡觉的视频，孙斌有时会转去元，拜托对方给父亲买点好吃的，或者只是单纯地感谢一句“辛苦了”。他也曾先后几次给周先林塞了元钱，请对方多关照父亲。
在照顾父亲和自己的生活之间，似乎终于达到了一种不错的平衡。在孙斌终于松了一口气时，意外发生了。那天，孙斌正和几个朋友在东北旅游，中午12点多，突然接到赵婵的“你父亲没了。”
隐秘的危险
孙斌懵了。起初，他以为父亲是正常死亡，毕竟两个小时前，他还收到了养老院发来的视频。视频里，护工在喂孙海吃馄饨排骨汤，老人看起来胃口不错。直到朋友帮忙到养老院查看，发现老人的眼角有瘀青、脖子上有勒痕，孙斌才慌忙报了警。当初把父亲送进养老院时，他只担心“养老院的营养跟不上”，却万万没有想过老人的安全会出问题。
其实，这不是赵婵的老年公寓第一次发生纠纷。年9月，一位老人被送进赵婵的养老院，老人患有高血压和脑梗，生活不能完全自理。年12月，老人被接回家时，身上多处褥疮，有些溃烂已经深至肌肉组织。当天夜里，老人出现了呼吸困难、翻白眼等症状，医院半个多月后去世。家属对赵婵提起了诉讼，认为养老院没有按照合同，尽职尽责地护理老人，要求赔偿30万元。
孙海意外去世后，赵婵考虑停办养老院。“干这个风险太大了，再有一两个老人出事，我哪里承担得起。”她不愿再接收不能自理的瘫痪老人，同时把一些已经入住的“麻烦老人”送回家庭。如今，养老院里只剩下不到20位老人和4位护工。对于这两年连续遇到两起重大纠纷，赵婵的总结是：“倒霉，运气不好。”
养老院里锻炼的老人（视觉中国供图）
但安全隐患早就埋在养老院的各个细节里。公寓里老人最多时能达到50人，但护工只有五六人，每名护工平均要照顾10位老人。养老院招不到年轻的护工，只能聘请六七十岁、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工，不少人的文化水平是“文盲”；瘫痪、半瘫痪老人睡的是简单的木板床，而不是两侧有护栏的医疗床；护工在约束老人时，没有使用专业束缚带
不止赵婵这里，其他养老院也多少存在这些隐患。在马鞍山的另一家养老院里，有三十几位老人入住，大部分老人每月的收费在元左右。养老院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子，三层楼，安装了观光电梯。院长是一位五十几岁的东北大姐，名叫杨茗，雇用了6名护工，年龄多在60岁左右。招聘时，杨茗会让应聘者先来“实习”三天，跟着老护工学习，自己则观察对方是否手脚麻利，对老人有没有耐心。开设养老院六七年，不少老人在养老院去世，有自然死亡，也有突发疾病。虽然杨茗还没有遇到过像赵婵这样的纠纷，但当我问及“如果遇到该如何处理”时，杨茗显然没有想过答案。
人口学家、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长期